要实现灵活用工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制度上消除其 “引税” 属性,引导灵活用工平台回归服务本质,通过提供优质服务和创新业务模式来获取市场认可和发展空间。
摘要:近年来,灵活用工平台发展迅猛,在推动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本文聚焦福建灵活用工平台暴雷事件,深入剖析灵活用工平台作为地方“引税” 工具的现状、背后成因及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各种隐形变相税收优惠政策阻碍行业发展,而增值税分享机制存在的缺陷为 “引税” 提供了便利。为实现灵活用工平台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应从制度层面消除其 “引税” 属性,并详细阐述了改革增值税分享机制等具体措施,旨在为灵活用工平台行业的规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在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快速发展的当下,灵活用工作为一种新兴的用工模式,因其能够有效匹配企业灵活的用工需求与劳动者多样化的就业意愿,正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24零工经济工猫解读报告》,2024 年,我国灵活就业人数突破2.65 亿,其中平台型零工人数 1.75 亿,预计 2024 年我国零工经济薪资规模突破 17.16 万亿。灵活用工平台作为连接用工企业与灵活就业人员的重要桥梁,在整合劳动力资源、提高用工效率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然而,随着灵活用工平台的快速扩张,一系列问题也随之暴露。2024 年,福建省三个地市的 19 家灵活用工平台因涉嫌 “虚开增值税发票” 被查处,涉案开票金额高达 200 亿至 300 亿元,涉及全国 8000 余家企业,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灵活用工平台健康发展的高度关注。深入剖析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灵活用工平台所具备的“引税”功能是一个关键因素。探讨如何消除灵活用工平台的“引税”功能,对于规范灵活用工平台行业的健康发展、维护税收秩序以及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灵活用工等新兴经济业态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其业务形态、盈利模式以及劳务关系的复杂性,给税收监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各地曝光的灵活用工平台税收风险案例来看,获得委托代征资质的平台存在诸多涉税问题,如转变灵活就业人员个人收入性质、违规转引异地税源以及虚开发票等。
以2020 年的 “北京布角科技案” 为例,该平台通过虚构业务,将劳务报酬所得转换为经营所得,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所谓的 “税收筹划” 服务,实际造成了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又如近期福建省 19 家灵活用工平台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案,这些平台通过虚假交易,为企业开具与实际业务不符的发票,严重扰乱了税收征管秩序。
根据某市通报的情况,该市自2019 年引入首家灵活用工平台企业以来,全市灵活用工平台企业数量迅速增长,高峰时期达到 45 家。这些平台企业的年税收贡献占全市税收总额的 9%。以某平台企业 A 公司为例,该公司本地员工仅 5 人,2023 年对外开票金额 58 亿元,其中 98% 对外省开具。当年上缴税费总额 3.53 亿元,其中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合计为 3.48 亿元,从地方政府获得的税收返还超过 1 亿元。这种高额的税收返还成为了平台企业追求开票量的重要驱动力,也使得部分不法分子利用平台进行虚开发票等违法活动。
地方政府引入平台企业时,只需在政策上给予核定征收、财政奖补、委托代征等支持,就能吸引大量税收,且奖补资金从引来的税收中支出,近乎“无本生意”。这使得各地纷纷积极引入灵活用工平台企业。
对于平台企业而言,开票金额越高,在当地缴纳的税收就越多,相应获得的财政奖励返还金额也就越高。这种利益驱动机制导致部分平台企业忽视自身服务质量和业务实质,一味追求开票规模,甚至不惜通过违法手段来获取更多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灵活用工平台的“引税” 功能被过度放大,偏离了其原本为灵活用工人员和用工单位提供服务的初衷。
虽然目前缺乏全国范围内灵活用工平台企业的准确数量统计,但参考某市一个地市就有45 家平台企业的情况,全国的平台企业数量不容小觑。其中,存在问题但尚未暴雷的平台企业可能不在少数。这些问题平台的存在,不仅给税收征管带来巨大压力,还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市场的正常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一旦这些潜在风险集中爆发,将对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随着《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于2024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各地直接返税政策被叫停,依靠财政奖补存活的平台企业业务量骤降,部分企业难以为继并纷纷退出市场。然而,平台企业的 “引税” 功能并未彻底消失。即便不能直接返税,地方政府在不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情况下,仍通过各种奖励措施留住平台企业。新华社在 2024 年 9 月 5 日的文章中指出,各种隐形变相的税收优惠政策依然大量存在,这些政策严重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调控经济运行和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
实际上,早在2000 年 1 月 16 日,《关于纠正地方自行制定税收先征后返政策的通知》(国发〔2000〕2 号)就已明确要求,自 2000 年 1 月起,各地区自行制定的税收先征后返政策一律停止执行,地方人民政府不得擅自更改、调整或变通国家税收政策,税收减免、返还等优惠政策必须经国务院批准后方可实施。2014 年 9 月 26 日,《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 号)进一步强调,除专门的税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外,各部门起草的其他法律、法规、发展规划和区域政策都不得突破国家统一财税制度、规定税收优惠政策。未经国务院批准,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对企业规定财政优惠政策。尽管有这些政策规定,但长期以来,地方违规返税或各种隐形变相的税收优惠政策屡禁不止。
以A 公司为例,从其 2023 年的纳税记录来看,作为 “开票企业”,主要承担增值税及其附加税费。而 “受票企业” 能够抵扣等额的增值税及少缴相应的附加税费。从国家整体税收角度看,实际税收收入并未增加,只是税收的归属地发生了转移,从 “受票企业” 所在地转移到了 “开票企业” 所在地。这种转移使得 “开票企业” 所在地的税收收入增加,其中一部分税收又回流至 “开票企业”,实际上是 “开票企业” 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与 “开票企业” 共同分享了原本属于 “受票企业” 所在地的税收。
在全国范围内,众多平台企业纷纷效仿这种模式,争相从其他地方挖税源。这不仅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总体损失,还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一些真正从事实质性业务、致力于为灵活用工人员和用工单位提供服务的平台企业,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反而难以获得优势,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隐形变相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得灵活用工平台行业难以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一些平台企业过度依赖政府的额外奖励和补贴,以及非正常的税收优惠政策,而不是通过提升自身服务质量和创新能力来获取市场份额。这种现象导致行业资源配置不合理,大量资源流向了这些依靠政策生存的平台企业,而真正有实力、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却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机会。
此外,这些不规范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增加了税收征管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容易引发税收漏洞和腐败问题。长此以往,将对整个灵活用工平台行业的信誉和形象造成严重损害,降低社会对该行业的信任度,进而影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增值税作为我国的主要税种之一,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据较大比重。从对A 平台企业的纳税情况分析可知,平台企业引入的税收主要为增值税及附加,其他税收相对较少。以 A 公司为例,2023 年其上缴的 3.53 亿元税费中,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合计为 3.48 亿元,占比高达 98.6%。这充分表明增值税在平台企业税收构成中处于核心地位,也凸显了研究增值税分享机制对解决平台企业 “引税” 问题的重要性。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征收与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给地方通过“开票企业” 引税提供了便利。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纳税人,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纳税人应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2016 年 5 月,为配合全面 “营改增” 推行,国务院将增值税分享比例调整为中央与地方各 50%,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的 50%。
在实际操作中,应税交易的销售方通常负责开具发票(除非出现反向开票情况),发票开具方的机构所在地即为增值税的缴纳地。由于增值税属于间接税,消费者是最终负担者,其收入由开具发票方的机构所在地与中央政府共同分享,遵循“生产地原则”。这一原则导致当生产地与消费地不一致时,增值税收入归生产地,税负却由消费地承担,违背了税收的公平性和受益原则。
例如,在灵活用工平台模式下,灵活用工人员可能在外地工作,用工单位也在外地,但发票却在平台企业注册地开具,增值税也缴到平台企业注册地。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获取更多增值税收入,往往积极吸引平台企业在本地注册,而忽视了应税交易的实际发生地,使得平台企业的“引税” 功能得以强化。
为解决现行增值税征收与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众多学者和专家呼吁将我国的增值税分配制度从“生产地原则” 调整为 “消费地原则”。增值税的 “消费地原则” 是指税收权归属于商品或服务的最终消费地,而非生产地。
从理论上讲,将增值税征收制度改为“消费地原则” 能够有效解决平台企业 “引税” 问题。但在实际征管中,由于 “生产地原则” 具有税收征管相对简单、税款在生产环节便于征收的优势,直接转变现有格局难度较大。因此,结合 “生产地原则” 与 “消费地原则” 的优点,采用征收采用 “生产地原则”,税收分享采用 “消费地原则” 的方式,是较为理想的选择。这样一来,地方政府通过 “开票企业” 引税的目的将无法实现,平台企业的 “引税” 功能也将随之消失。
为实现基于“消费地原则” 的增值税分享机制,无需对现有的增值税管理制度进行大规模调整。根据全国的发票数据,通过按期进行各级调库即可实现。具体推荐一种税收调库方法:
1. 中央按月(或季、年皆可)对各省进行调库。以A 省为例,调库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
A 省需调库金额 =(A 省本月收到销售方为外省纳税人、购买方为本省单位或个人的增值税发票注明的税额合计 - A 省本月向外省开具增值税发票注明的税额合计)×50%
若金额大于零,则A 省国库调增;否则调减。全国各省调增调减金额应总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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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调库方式可由国家税务总局现有的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有效支持,成本极低,具备很强的可行性。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在不改变现有征管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增值税税收分享机制向“消费地原则” 的转变,从而消除平台企业 “引税” 的制度性根源。
灵活用工平台作为新兴经济业态的重要载体,在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然而,当前部分灵活用工平台因成为地方“引税” 工具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要实现灵活用工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制度上消除其 “引税” 属性。
通过对灵活用工平台“引税” 现象的深入剖析,以及对隐形变相税收优惠政策和增值税分享机制的研究,本文提出了改革增值税分享机制等具体措施。这些措施旨在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灵活用工平台回归服务本质,通过提供优质服务和创新业务模式来获取市场认可和发展空间。
未来,随着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监管力度的加强,灵活用工平台行业有望实现规范化、健康化发展。同时,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应共同努力,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健全监管体系,推动灵活用工平台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持续创新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