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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利率环境下保险资金固定收益投资策略优化探析——以日本为鉴
发布时间:2026-06-22
 本文从经历过典型低利率环境的日本出发,梳理日本央行货币政策重大转变的节点,研究2000—2024年六个阶段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0年期国债期货以及日本债券指数的收益和波动率表现,分析低利率环境下保险资金固定收益投资策略优化的方式。研究发现,国债收益率与波动率无显著相关关系,国债收益率处于低位甚至零时,其波动率仍会保持一定水平,并阶段性升高,反映了固定收益(利率债)投资策略从持有到期转向通过

  本文从经历过典型低利率环境的日本出发,梳理日本央行货币政策重大转变的节点,研究2000—2024年六个阶段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0年期国债期货以及日本债券指数的收益和波动率表现,分析低利率环境下保险资金固定收益投资策略优化的方式。研究发现,国债收益率与波动率无显著相关关系,国债收益率处于低位甚至零时,其波动率仍会保持一定水平,并阶段性升高,反映了固定收益(利率债)投资策略从持有到期转向通过交易增厚收益具备可行性和持续性。

  新冠疫情后,我国宏观利率持续下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1.6%的历史性低位。有关研究表明,低利率环境下,保险资金面临投资收益率下行及到期再投资的风险,尤其是拥有大量存续承诺收益及内含期权的保险公司,资产配置压力将会进一步放大(Antolin et al., 2011)。面对这一挑战,近年来,我国保险资金不断转型升级资产配置策略。其中,在固定收益投资(重点是利率债)策略方面,传统持有到期策略的收益空间收窄,主动通过交易增厚收益成为市场主流趋势。除净投资收益以外,已实现或未实现的资产价格变动损益已成为影响保险资金运作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析,低利率环境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的重要特征。如果宏观利率进一步下行,这一固定收益投资策略是否仍为有效、可持续操作,成为业内外普遍关注的研究课题。

  鉴于我国当前利率环境与日本前期经济发展阶段有一定的相似性,且日本经历了较为完整的低利率经济发展周期,本文分析了日本2000年以来阶段性货币政策的背景、内容和成效,对不同阶段日本货币政策下其国债收益率的波动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从投资实务出发,评估了典型日本国债及衍生投资工具的投资有效性,并就进一步优化我国保险资金固定收益投资策略提出建议。

  有关研究显示,在不同时期,影响债券价格的主要因素不同。日本央行学者根据日本魁可(QUICK)公司月度债券调查报告,汇总了1998年以来债券市场参与者对债券价格主要影响因素的反馈(见图1)。

  结果显示,货币政策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力整体上升,为此本文以日本央行重大货币政策的转向作为节点,关注不同货币政策实行期间日本利率债(国债)运行情况。由于2000年前日本央行货币政策随着政府更迭变动频繁,本文选取2000年至2024年货币政策阶段性相对稳定,且与财政政策协同性较高的时间进行分析,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六个阶段。

  1999年2月,日本央行实质性启动零利率政策。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冲击日本出口和金融体系,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快速下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通胀水平持续处于负区间,叠加就业环境不断恶化。日本央行在2000年短暂加息后于2001年3月正式启动第一次量化宽松,并改变了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从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转为经常账户余额)并扩大长期债券购买规模,之后不断扩大资产购买范围和存续期限(至1年)。另外,日本央行为支持政府对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削减,扩大对银行业股权的购买规模。在此背景下,2002年一季度起,日本GDP同比增速触底,通胀缓慢回升,尽管就业形势依然疲软,但出口回暖明显,不良债权存量规模在2002年一季度见顶后走向渐进出清阶段。在GDP和物价水平恢复增长后,日本央行在2006年3月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并引入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制定中长期的通胀目标)。

  2006年7月,日本央行取消了零利率政策(上调隔夜无抵押拆借利率至0.25%),企业部门融资需求企稳并转向扩张,金融机构不良债权至2007年大幅出清,就业市场不断改善。日本央行次年再次上调隔夜无抵押拆借利率至0.50%。此外,日本出口增速转弱以及内需仍然不足使GDP增速从2007年一季度起快速下降,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信用危机影响范围逐步显现,同时通胀的加速上升使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处于微妙境地。

  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日本金融市场受到冲击。10月,日本出口创2001年以来最大降幅,带动GDP季度下行,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后日本通胀再度趋于零区间。在此背景下,日本央行开启了第二次量化宽松,以应对外部冲击,其推出补充存款便利(CDF)为年末金融机构提供充裕流动性,将隔夜无抵押拆借利率和基础贷款利率下调至接近零的水平。2009—2010年,日本央行扩大了对公司债购买范围和购买规模,并公布30万亿日元新版资金供应操作方案,提出引导长期利率下降。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出口规模严重缩减,企业投资意愿下降,整体依然处于通缩状态,核心CPI处于负水平区间。

  为进一步加强量化宽松对推动物价水平回升的作用,2010年10月,日本央行提出了全面宽松方案,引入了资产购买计划(APP),该计划不仅整合了已有的国债购买和其他流动性宽松举措,还加入了对房地产投资信托(J-REITs)、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等资产的购买,规模高达35万亿日元。2011—2012年,日本央行持续购买国债和各类资产,加大流动性注入,APP目标从最初35万亿日元迅速上升至101万亿日元。2013年初,日本央行宣布其中长期价格稳定目标为2%,作为货币政策的指引,并升级APP为无终止期限的开放式购买方案(OEPM),购买资产的规模从原先每月3万亿日元升至每月13万亿日元。随着海外需求的回暖,日本国内企业信心逐步修复,经济增速逐步扭转,经济走出通缩,但仍然与央行2%的长期稳定目标相距甚远。

  鉴于物价水平CPI回升乏力,2013年4月,日本央行推出量化和质化宽松政策(QQE)。QQE的核心目标是在2年内实现CPI年同比增长2%的目标。货币市场的操作目标从隔夜拆借利率转为基础货币的规模,实现基础货币、国债、ETF余额翻倍,购买的国债久期提高至少1倍。后续日本央行在之前的量化宽松上聚焦资金成本控制、资产支持类别等质化宽松举措,强化充裕的流动性对经济复苏的支持力度。这一阶段日本核心CPI同比在2014年一度升至3.4%,但随后回落;GDP则保持温和增长。

  2016年1月,日本央行因担心通胀预期和企业行为的负面前景,期望通过降低名义利率以压降实际利率,而长期利率已处于0水平,迫使日本央行推出负利率政策,即对金融机构经常账户实施-0.1%的利率,但也采用了三级利率体系以防止金融机构负担过重。2016年9月,日本央行进一步拓展该体系至利率曲线控制框架(YCC),即短期利率控制在负利率,长期利率(10年期国债利率)控制在0,并引入新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以支持其达到目标。2021年后,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地缘政治冲击、疫情后消费需求复苏等因素影响,核心CPI维持在2%以上,日本央行通过调整利率波动操作范围维持YCC政策至2024年3月后退出。

  日本寿险业在20世纪90年代前通过销售高预定利率的寿险产品积累了大量高成本、长久期的负债,而在投资端主要配置贷款、有价证券等高风险资产。随着20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暴跌和不良贷款激增,寿险业承担巨额利差损。为扭转这一问题,寿险业先是将业务重心从储蓄理财型产品转向发展健康保障型产品,但整体效果并不明显。2000年后,以健康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死差(死亡率差异收益)较高的产品增长推动负债端成本降低,其业务占比从1995年12%左右上升至2020年近40%。相与之对应,两全1、终身寿险等对投资收益要求较高的产品占比逐步下降,从而为寿险业在投资端降低风险,提升长期稳定性带来了可能。2001年后,随着日本政府坚决处理不良资产,寿险业也逐步降低和出清原先占比较高的贷款,并且削减了日本国内股票方面的投资,转向以固定收益为主的资产管理模式,大幅提升了对政府债和公司债的配置规模,并通过信用下沉和提高久期的策略增厚收益。2008年后,保险资金进一步调整了债券投资风格,显著提高了对风险更低的中央政府债的投资,减少了地方政府债和公司债等信用较低债券的持有规模(见图2)。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2024年保险公司是日本国内仅次于央行的第二大国债持有群体(见表1)。

  为研究低利率环境下以交易为主的固定收益投资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本文收集了2000年至2024年3月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数据(见图3),并且按照日本六个阶段货币政策的时间周期,分别统计了区间国债收益率的极值(上下限值)、均值和波动率(见表2)。

  10年期国债收益率先急降后骤升,最低值为0.433%,最高值为1.946%,均值为1.376%,年化波动率为4.62%。

  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窄幅震荡,最低值为1.26%,最高值为1.996%,均值为1.661%,年化波动率为2.60%,较前一周期显著下降。

  10年期国债收益率震荡下滑,最低值为0.848%,最高值为1.549%,均值为1.290%,年化波动率为2.35%。

  10年期国债收益率延续下行趋势,最低值为0.514%,最高值为1.352%,均值为0.972%,年化波动率为2.91%。

  10年期国债收益率加速下行,最低值为0.104%,最高值为0.937%,均值为0.521%,年化波动率为2.66%。

  10年期国债收益率2022年前长期在零(负)区间,2022年后波动上行,最低值为-0.297%,最高值为0.959%,均值为0.124%,年化波动率为3.69%。

  上述数据统计显示,受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影响,2000年以来,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均值不断下降,并长期处于零利率区间;10年期国债收益率波动率与收益率均值未呈现显著正(负)相关,2000年以来保持在2%—3%,极端情况下为5%左右,尤其是2010年后,波动率进一步抬升。

  日本债券市场数据表明,在收益率不断下行、票息收益难以满足负债端成本要求的情况下,国债投资策略从持有转向交易、通过捕捉收益率波动下的价差收益,具有可行性和持续性。

  基于上述数据分析,本文进一步分析比较两组投资策略的投资有效性,一是滚动交易日本10年期国债,二是买卖日本国债衍生ETF。通过统计不同时间周期两者的收益率均值及夏普比率,来比较其投资的有效性和可行性2。

  本文选取了2000年至2024年3月日本10年期国债期货和迷你10年期国债期货的近月合约价格数据,分阶段计算日本10年期国债年化收益率及夏普比率3(见表3)。

  数据统计显示,交易日本10年期国债年化收益率与同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均值相比无显著优势。其中,2000年—2006年3月、2006年3月—2008年10月、2010年10月—2013年4月、2016年1月—2024年3月四个时间周期均低于同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均值,仅2008年10月—2010年10月、2013年4月—2016年1月两个时间周期高于同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均值;不同时间周期夏普比率均低于1。4其中,2016年1月—2024年3月因后期收益率上升甚至为负。

  由此可见,无论从年化收益率水平还是风险收益比来分析,这一投资策略并不具备有效性。

  在日本央行QQE时期资产购买计划等因素影响下,日本市场债券衍生ETF产品在规模和种类上不如股票衍生ETF丰富。随着投资者需求的多元化以及日本债券收益的提升,债券指数和衍生ETF持续丰富。截至目前5,日本交易所集团共有59个债券指数,其中2022年起新增36项指数。相关的ETF基金73只,有8只投向日本债券。其中,野村债券表现指数(NOMURA-BPI)日本国债综合ETF规模最大,超2100亿日元;根据英国富时100指数(FTSE)日本国债指数编制的安硕(iShares)日本政府债券ETF规模约为460亿日元(见图4)。

  鉴于数据的可及性和代表性,本文选取了2000年至2024年3 月FTSE日本国债指数和标普(S&P)日本债券指数日频数据,分阶段计算指数运行的年化收益率及夏普比率,以此间接评估买卖日本国债衍生ETF投资有效性6(见表4)。

  数据统计显示,除2016年1月—2024年3月之外,买卖日本国债衍生ETF的年化收益率普遍高于同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均值及交易日本10年期国债年化收益率;在2008年10月—2016年1月,买卖日本国债衍生ETF投资策略的夏普比率高于1。

  由此可见,相较于滚动交易日本10年期国债的投资策略,买卖日本国债衍生ETF的收益率水平更高,投资风险收益比更佳。

  日本国债市场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国债收益率与波动率无显著相关关系。即使国债收益率长期处于下行通道或因政策影响被限制在零水平,其波动率并不会相应下降,反而会保持一定水平,甚至短期升高,说明应对低利率环境挑战,固定收益(利率债)投资策略从持有到期转向通过交易增厚收益具备可行性和持续性。此外,通过比较分析两组投资策略发现,并非所有的交易型投资策略都具备投资有效性,还需要合理评估,审慎确定相关投资策略。

  以日本市场为鉴,笔者就当前宏观形势下进一步优化我国险资固定收益投资策略建议如下。

  本文研究分析日本市场数据表明,买卖国债衍生ETF是低利率环境下险资优化固定收益投资策略的重要方向之一。从我国市场来看,首只债券ETF于2013年上市,但在诞生之初的数年内债券ETF规模整体维持低位。2019年,《关于做好开放式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创新试点工作的通知》发布后,多家公募基金积极响应上线首批跨市场债券ETF产品,债券ETF数量明显增长,但整体规模仅小幅提升。2022年,利率债ETF被纳入银行间质押式回购质押库,投资者投资债券ETF时的资金使用效率得到提高,带动债券ETF规模有所增长。2025年,信用债ETF同样被纳入银行间质押式回购质押库,叠加多只基准做市信用债ETF与科创债ETF密集上市,债券ETF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截至2025年11月末,债券ETF规模已超7000亿元。鉴于当前我国债券ETF规模已具备一定的市场深度与广度,建议保险资金积极关注债券ETF工具,适当提高这类工具的配置比例,并充分利用其透明度高、流动性好、成本较低、交易效率突出的特点与优势,优化固定收益投资策略,增厚投资收益。

  在转向交易增厚收益的总体趋势下,人工智能、量化投资等技术在优化固定收益投资策略方面有着丰富的场景和巨大的空间。例如,从日本保险资金运作经验来看,提高债券投资组合久期是在长期单边下行的利率环境下的有效投资策略之一,但是阶段性利率的快速反转(上升)会导致这类债券组合价格的剧烈波动,给险资投资的收益及稳定性带来冲击和影响。纵观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利率的变化,债券市场的走势存在动量效应——如果上行幅度较大并形成一定的趋势,该走势往往会继续一段时间,只要对上行幅度过大的交易日及其后续一段时间进行对冲,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利率上行带来的损失,而引入量化对冲机制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为此,建议保险资金积极关注量化投资、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有效运用其优化自身在固定收益投资方面的交易策略,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和效益。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国债期货等风险管理工具可以成为保险资金固收投资策略优化的有效手段。首先,国债期货具备高度流动性和低交易成本的特性,能够有效降低保险资金在持有长期国债现货过程中面临的流动性溢价和交易成本压力。其次,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保险资金面临的利率期限错配风险日益凸显。国债期货提供了直接且高效的对冲渠道,使保险资金能够在利率波动期间锁定收益率,保护资产价值,防范因利率上升导致的资产负债表价值缩水风险。最后,国债期货丰富了保险资金的投资策略工具箱,除了传统的久期匹配外,还能通过套利、做市等多元化交易策略提升整体投资组合的收益水平,增强资产配置的灵活性与主动性。综上,建议保险资金重视并积极运用国债期货等风险管理工具,以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实现稳健增值。

  1.两全保险,又称生死合险,是指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内死亡,或者在保险期间届满仍生存时,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均应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人寿保险。两全保险兼具储蓄性和给付性。

  2.为重点比较分析低利率环境下利率波动导致的收益变化,分析忽略了两者交易成本(交易佣金、管理费等)差异。

  3.本文计算夏普比率基于的无风险利率为日本1-2个月定期存款收益率(年化),夏普比率的计算方式为(资产投资收益率-无风险利率)/资产投资收益率的标准差。

  4.夏普比率通常以1为基准,大于1说明风险回报具有相对性价比,小于1说明回报相对于风险承担较低。

  6.相比于10年期国债,FTSE日本国债指数跟踪的债券组合久期近年来更长,S&P日本债券指数覆盖了公司债品种,收益更加多元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