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BIS发表了“Economic impact of AI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一文。文章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AI)对新兴市场经济体(EMEs)的经济影响。核心观点是,AI的生产力效应在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主要取决于各国的产业结构和对AI技术的“准备度”(即数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制度能力)。虽然发达经济体(AEs)短期内更具优势,但EMEs若能弥补AI准备度的短板,则有望实现长期的经济赶超。文章通过量化分析指出,AI准备度的提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推动作用,并强调了劳动力市场风险及相应的政策应对对于确保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微信ID:ruc_fintech)对研究核心部分进行了编译。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具有变革意义的通用目的技术,正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尽管早期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已证实AI能带来可观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但其对宏观经济总量的最终影响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源于各国在产业结构和对AI技术的吸收能力上的根本性差异。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在AI驱动的增长效应上将出现显著分化,而决定这一分化的关键变量,除了产业结构中AI密集度的不同外,更在于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制度框架等方面的“AI准备度”。对于EMEs而言,弥合AI准备度的鸿沟,不仅是释放AI增长潜力的前提,更是缩小与AEs发展差距、实现长期经济趋同的战略性举措。
来自企业或任务层面的实证研究为AI的潜力提供了初步证据。研究表明,生成式AI在自动化非重复性认知任务方面展现出巨大能力,尤其体现在编程、咨询写作和客户支持等领域。具体而言,AI工具的使用可将特定任务的劳动生产率提高10%至65%不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绩效均等化”效应:AI似乎对经验较少的新手员工帮助更大,使其绩效向资深员工靠拢。例如,在软件开发中,初级开发者的编程产出提升了21%至67%,而高级开发者的提升幅度则相对温和,为7%至26%。这表明AI可能作为一种技能均衡器,压缩了不同经验水平员工在特定任务上的效率差距。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初级员工整体处境的改善,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可能包含更多其他可被AI替代的常规性任务,从而导致入门级岗位的整体缩减。
微观层面的积极证据能否顺利转化为宏观层面的总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增长,是一个开放性问题。这种传导过程面临多重制约因素:
资源再分配与错配:宏观生产率的提升不仅取决于单个企业效率的提高,更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能否从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如果要素市场存在摩擦或“错配”,微观效率的提升可能被宏观的资源配置低效所抵消。
鲍莫尔效应:AI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可能高度集中于某些部门。当劳动力从这些高效率部门释放出来,转入生产率增长较慢的服务业等部门时,可能会拉低经济的整体平均生产率增长,形成所谓的“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
技术采纳与互补性投资:新技术的经济效益取决于其采纳速度和深度,以及能否与组织的管理实践、员工的技能结构形成有效互补。这些因素的滞后性会显著延缓宏观生产率的显现。
基于上述复杂性,经济学家对AI的宏观总要素生产率贡献估算存在巨大差异。悲观估计认为,AI对总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可能微乎其微,如每年仅提升0.07%。而乐观估计则指出,考虑到产业层面的高暴露度,AI可能带来每年0.3至0.9个百分点的总要素生产率增长,甚至在持续创新情境下贡献更大。
AI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表现为“替代”与“互补”的双重力量。一方面,AI自动化了部分认知性常规任务;另一方面,它又能增强人类在复杂决策、创意生成等方面的能力。预测显示,到2030年,高达60%的职业可能面临工作任务构成的显著变化,AI暴露度高的职业中,25%至50%的工作负荷理论上可被自动化替代。
对于EMEs而言,普遍存在的“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使得AI的影响更为复杂。一方面,AI可以为微型企业家提供市场接入和生产率提升的工具;另一方面,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由于技能水平较低、社会保障薄弱,在面临AI替代风险时更为脆弱,更容易陷入失业,且缺乏获取再培训资源的渠道。短期内,这种替代风险带来的社会冲击可能超过AI带来的生产率增益。
AI的经济效应之所以在各国呈现巨大差异,主要源于两个根本性因素:一是产业结构的差异,二是“AI准备度”(AI preparedness)的不同。
一个国家的产出结构决定了其对AI技术的“需求端”特征。生成式AI主要强化的是认知和信息处理任务,因此,AI密集度最高的行业通常是金融、信息服务和专业商业服务等。相比之下,农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核心活动以体力和手工操作为主,主要受机器人技术影响,与生成式AI的直接关联度较低。
数据显示,EMEs的产出中农业所占份额显著高于AEs,而专业服务等高AI暴露度行业的份额则相对较小。这种产业结构特征意味着,即使技术条件相同,AI带来的直接生产率提升在EMEs的国民经济核算中也难以得到同等程度的体现,从而限制了其短期内的宏观增长效应。
如果说产业结构决定了“哪些部门”能被AI赋能,那么AI准备度则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开发、部署并从中受益。AI准备度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概念,其核心支柱包括:
数字基础设施:高速宽带、数据中心、云计算能力等,是AI技术运行的物质基础。
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政策:具备数字技能和适应能力的劳动力,是有效使用AI工具的关键。这不仅包括顶尖的AI研发人才,更包括广大能熟练运用AI工具的普通劳动者。
创新与经济整合能力:活跃的创业生态、对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以及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能力,有助于加速AI技术的本土化应用和扩散。
监管与伦理框架:清晰、稳定且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法规、数据治理规则和伦理指南,能为AI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公众信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构建的“AI准备度指数”(AI Preparedness Index, AIPI)综合衡量了这些维度。该指数显示,AEs的整体准备度显著高于EMEs和低收入国家,这反映其在上述四个维度上的全面优势。准备度高的国家,其高AI暴露度职业的就业份额也更高。在EMEs内部,则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一些亚洲和中东经济体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得分很高,但在人力资本和监管框架上仍存在短板。一个典型例证是AI人才的跨国流动:AEs凭借其强大的创新生态系统和优厚的就业机会,成为AI人才的净流入地;而许多EMEs则面临人才外流的挑战,进一步削弱了其国内AI能力的积累。此外,政府的治理能力——能否有效设计、实施和监督AI战略——同样是决定AI准备度有效性的关键一环。
短期内,生成式AI的增长效应预计在EMEs中将弱于AEs。这主要基于两点原因:投资驱动:当前对AI相关基础设施和设备的投资热潮主要集中在AEs,这构成了对AEs总需求的直接短期刺激。尽管EMEs也通过向全球AI供应链(如半导体)提供出口而间接受益,但其内部需求的提振作用相对有限。
结构性差异:如前所述,AI在短期内主要赋能高认知任务密集的行业。因此,拥有庞大金融和专业服务业(professional services)的AEs将获得更强的初始增长动能。量化模型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将AI准备度指数从全球最低水平提升一个标准化单位,对AEs年均实际增加值(real value added)增长的提振作用约为0.6个百分点,而对EMEs的提振作用则约为0.4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若现有差距持续存在,EMEs的人均收入水平向AEs趋同的过程可能会放缓。
在就业方面,短期影响则更为复杂且充满风险。EMEs大量从事低技能认知和文职工作的劳动者面临更高的自动化替代风险,一些早期证据已显示AI对印度和菲律宾的呼叫中心及业务流程外包行业产生了负面冲击。当然,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调整通常较为缓慢,企业往往会在确认清晰的利润前景后才进行大规模的工作流程重组。
若AI准备度的差距长期得不到弥合,AI对各国产出的异质性影响将在中长期进一步加剧。假设AI在十年内持续推动美国总要素生产率每年增长0.5%,那么基于各国产业结构和准备度的不同,模拟结果显示,AEs的平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将比EMEs多增长超过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增长差距可能被拉大。
然而,这一悲观的预测并非必然。如果通过政策努力,各国能够将其AI准备度(特别是与美国相比的差距)缩小一半,那么AEs与EMEs之间的增长差距将显著收窄至不足1个百分点。这一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政策含义:它定量地证明了旨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提升劳动力技能和健全制度框架的政策努力,能够直接转化为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是实现包容性AI发展的关键。
在长期稳态下,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AI将提升所有行业的产出。劳动力将从效率提升最快的行业(如农业、采掘业)向效率提升相对较慢但需求扩张的行业(如建筑业、医疗保健业)再配置。这种跨行业的就业再分配,要求劳动力具备更强的适应性和流动性。此外,国际贸易与全球价值链也将深度塑造AI收益的跨国分配。那些深度融入AI供应链(如半导体制造)或专注于AI应用行业的EMEs可能获得更大的需求红利;而那些主要进口AI产品和服务的国家,则可能通过更低的商品价格而获益。因此,开放的数字贸易政策、降低技术转移壁垒以及配套的再培训政策,对于确保AI收益的更公平分配至关重要。
综合来看,人工智能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影响并非一个单一、确定的答案,而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复杂图景。短期内,由于产业结构偏向低AI暴露度行业以及AI准备度的不足,EMEs的增长效应可能弱于AEs,并面临更严峻的劳动力市场风险。然而,长期来看,AI也为EMEs提供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关键结论指向一个核心:AI准备度是决定EMEs能否化挑战为机遇的根本性因素。弥合在数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制度能力上的鸿沟,不仅能够放大AI的生产率效应,还能增强劳动力市场韧性,并最终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差距。
这为EMEs的政策制定者指明了方向:第一,必须将投资于高质量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作为国家战略的优先项;第二,需要改革教育体系和推行终身学习计划,大力培养本土AI人才,并提升全体劳动者的数字素养,以应对就业市场的变化;第三,建立健全鼓励创新、保护数据安全、规范AI应用的监管框架,营造一个可信、可靠的AI发展环境;第四,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促进技术的跨境流动与传播。通过构建一个全面的、协调一致的AI发展战略,EMEs才能有效驾驭这一强大的技术力量,确保其经济影响是包容性的、可持续的,并最终助力实现长期的经济繁荣与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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