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hatGPT、deepseek相继开发测试后,对于AI技术给各行业带来的挑战以及各行业人员的可替代性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热点。当前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也使其逐渐成为了管理人的好帮手,作为管理人的我们也会思考,会不会有一天AI技术代替我们接管企业,成为破产管理AI,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是该庆幸效率的飞跃还是要警惕其中存在的伦理黑洞。效率固然重要,但是效率至上真的是破产案件的核心追求吗,或者说这场技术迭代能否会让人工智能突破伦理风险,从而真正的代理律师成为破产行业主导者。本篇以管理人视角入手,旨在让大家共同审视这个命题,借此表达笔者的一孔之见。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部分明确提出人工智能是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的增长引擎之一,是服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2022年12月8日,最高法印发《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明确了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如何应用的基本原则,放眼国际,2023年1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市第一劳动巡回法院应用ChatGPT辅助作出裁判,出具了全球首份应用人工智能作出的判决书。可以看出,国内外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判断基本一致,利用人工智能为法律服务的研究刻不容缓。
破产管理工作是一项多维度杂糅的庞大工程,管理人需同时精熟法律、财务、商业等多领域专业知识,并在债权人、债务人、法院等多方主体间实现价值平衡。我认为其中关键性痛点包括数据洪流人工处理的低效、商业判断的不专业影响重整方案、程序复杂导致重复性作业等,首先就笔者之前参与过的几起房地产破产案件来看,平均每个案件涉及债权人五六百户,多则上千,故在债权审核阶段就产生大量的合同及交易记录,人工处理需要耗时3-4周,且存在疏漏风险。其次在资源分配上,全国管理人队伍呈现显著的地域不均衡,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管理人专业素养普遍较高,而三四线城市则面临专业人才匮乏困境,导致破产案件审理质效差距明显,人为操作的差异更容易引发争议。再来说重整方案设计等核心决策大多依赖团队经验,缺乏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作为法律专业的律师在不同种类公司的经营经验不足,更容易导致预判失误。
通过笔者近期对多个人工智能软件的多次尝试,发现其能够显著提升管理人工作的精准性与效率,众多软件的交叉使用,其功能甚至可以覆盖破产管理人工作的全链条需求:
在测试工具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人工智能的能力固然强大,整合能力固然强,但是提高效率的前提,还是要依靠精准化的指令及资料的上传,另外对于diligen、汤森路透及ChatGPT可能无法通过国内网络正常使用或需付费使用。
债权申报与审核工作是破产案件的基石,虽简单但极耗费人工,债权审核的核心挑战在于真实性验证与法律关系认定,需要大量的资料整合与判断。在债权申报方面,管理人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形成专业的申报表格,通过债权人线上填写,提交材料,输入人工智能后利用其长文本摘要的能力提取所有债权人名称、申报金额和债权性质,避免了人工逐页阅读并摘取要点费时费力、挂一漏万的情况。
在债权审核方面,作为破产案件中确认债权人资格的法定程序,决定了清偿公平性与重整可行性,因此管理人在这部分工作内容上往往会投入大量的精力,这时就可以利用人工智能,通过管理人将债权审查规则及相关法律规定的植入,将其转化为自动核查程序,一个小时就完成了管理人数周的工作量,极大的压缩了基础材料的审核周期,让管理人从“数据劳工”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将精力投入更具价值的方面,设计出更有利于平衡多方利益的重整方案。除去对基础工作的效率提升不说,人工智能的介入,通过隐形关联交易及智能算法的深度优化,更能实现债权审核从“被动接收”到“主动防控”的思维跃迁,提升审核工作的精准度。
破产全流程中,资产处置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将是AI对破产领域赋能的关键,因为资产处置工作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价值最大化,撇开后续的谈判过程不谈,人工智能基于其庞大的数据库,能够突破原有评估方法的时间滞后性及信息的不对等,实现多方位的资产巡查及价值判断。首先,通过指令下达,它能够将多源数据整合,结合行业数据库与资产市场波动,对企业资产实时估值,其次,它能够运用多方法验证评估,根据材料选取合适的评估方法如收益现值法、重置成本法、现行市价法、清算价格法,并结合市场比较法进行辅助验证,精准测算资产潜在溢价空间。
随着近些年线上会议的发展,“智慧法院”的概念也随之普及,以“中原破产平台”为例,该案件管理系统通过引入智能化手段,整合了债权人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通知、管理人工作汇报等功能,形成了贯穿全案处理的智能化平台,对于管理人工作和法院监管有很大的助益,但是另一方面,平台中的各项流程依赖管理人手动上传,文书也没有统一模板,若管理人端能利用人工智能辅助文书起草、对接平台会进一步提高该平台的使用效率,并产生三大优势:一是流程自动化,系统自动生成案件流程表单,减少人工填写工作量;二是文书生成智能化,增强管理规范性:统一的文书生成模板有效避免了个案审查过程中的人为误差,确保法律适用的一致性;三是监督实时化:通过系统平台,法院能够与破产管理人实现无缝对接。法官可以随时查看管理人提交的进展报告,并进行线上指导。
AI决策引发的责任真空是破产案件面临的首要法律挑战。现行《企业破产法》将管理人定位为“依法履职的主体”,其行为后果由法院监督并承担法定责任。但是AI介入后,当技术故障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时,追责对象存在多重模糊性:算法设计方(技术提供商)、数据训练方(管理人团队)、硬件运维方(云服务商)均可能相互推诿,多方均可能对决策产生影响,但也无一方能完全控制每一链条,所以会产生复杂的责任追索问题。
当人工智能逐渐渗透到破产领域的全流程,可以想象的是凭借其优秀的数据处理能力及生成能力,会成为法院、债权人委员会、管理人面对问题的“最优解”,当人工智能占据优势地位时,其他主体的参与度一定会显著降低,面对矛盾的两难抉择,管理人与法院可能会失去“理不辨不明”的初心,因为对人工智能的信任,从而形成一种“虚假共识”,之前通过“自由心证”做出抉择后承担责任的道德限制,可能在无形中消弭,责任则归咎于“技术故障”。
人工智能始终以效率为前提,目的为导向,但是破产程序不仅是法律流程,更是利益平衡的艺术。但人工智能在处理情感需求方面的缺陷显而易见,企业破产中,面对职工问题,AI可能会选择利益上的最优解:45岁以上员工一律解除劳动合同(依N+2方案补偿)。此方案虽在财务上有效率,却忽视了员工忠诚度、再就业能力、社区稳定等社会价值,房地产破产案件中,拆迁户住房被拆,迟迟得不到安置,生存居住权得不到保障,除去登记审核的工作,其实管理人最多还是作为一个情感宣泄的出口,当看到希望一遍遍的催促问询时得到的确实机器人冰冷的回答,仿佛对安置户的人性诉求竖起了一道无情堡垒,所以破产程序不仅仅是法律技术的展现,更是管理人多方主体情感联结与社会信任重建的共情场域。
AI的决策本质是历史数据的拟合,即根据历史破产案例进行AI数据训练,从而提取模型规则,形成算法模型,而非真正的创新。
在破产管理领域,这意味着:面对新型商业模式,系统因缺乏历史参考可能给出错误指引;对特殊资产(如NFT数字艺术品)的价值评估存在重大偏差,更关键的是,破产是谓“妥协”的艺术,即管理人使用商业逻辑与法律规范的两个拳头开辟出各方均未想到但能接受的创新路径,“出售式重整”的提出,“债转股+现金清偿”的高效率组合,“府院联动”机制的出现无一不证明着这并非一场“零和博弈”的游戏,而是管理人基于宏观视野的政策导向、各主体承受能力考量的非常规抉择,管理人的不可代替性正体现在这种经验之外、规则之内的方案中。
破产实务中,管理人处理的很多数据都高度敏感,包括债务人商业秘密、债权人个人信息、银行账户等。此种情况下AI系统就面临双重的安全威胁:一是数据采集的合规风险,即训练模型时若使用未脱敏的历史案件数据,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二是系统入侵威胁,资料保存在云端,黑客可能篡改债权申报数据或窃取待处置资产信息。
AI决策看似客观,实则可能固化“历史歧视”。AI决策的训练数据来源于网络,自媒体发展的今天,网络中的信息驳杂多变,若AI提取的数据中隐含地域偏好或规模偏见等因素,则将引发输出结果的系统性偏差:例如对小额债权人(多为自然人)的清偿顺位建议可能低于机构债权人、对特定行业(如房地产)的持续经营能力评估趋于悲观、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能导致不同地区的债权人分配数额失衡。相比之下,管理人能够在利益权衡中实现从绝对数额正义向合理性正义的正确转向。
人工智能在破产管理中的落地不仅面临技术瓶颈,更需应对人类心理接纳度与算法训练数据缺陷引发的复合型法律风险。这两者相互强化,形成“不信任-数据偏差-决策错误”的恶性循环。首先来说,线上债权申报及线上会议对不少债权人就是一个难题,以笔者在疫情期间参与的几个破产案件为例,债权人会出现无法登录会议平台、不会表决,更有甚者直接摆烂拒绝签到,更遑论当遇到算法上的“黑箱举证困境”时,债权人的不理解会直接转化为对破产程序的阻力。总结来说,这是一个人机协作互相适应、双向校准的过程,破产案件的各方主体需要成长,AI更需要成长。
为避免算法歧视,可采用分布式模型学习技术,允许各省高院建立区域数据节点,在本地训练资产估值模型,仅共享模型参数而非原始敏感数据。此举既满足本地破产案件的技术支持,又能通过跨节点知识聚合,提升小城市管理人评估专业性,破解地域资源失衡难题。
将债权人表决结果、资产处置记录等关键动作上链存证,利用不可篡改特性增强程序公信力。
人工智能在破产管理领域的渗透不可逆转,但其本质应定位为“管理人增强技术”,而非职业替代者。技术发展路径必须警惕规避“效率至上主义”的陷阱——破产程序的核心价值不仅是债务清偿效率,更在于多方利益的再平衡、困境企业的有序退出或重生,以及市场信用体系的修复重建。未来发展需实现双向校准:技术上借力可解释AI等创新破解黑箱与安全困局;制度上构建适配AI时代的责任规则与伦理框架。新加坡《企业治理守则》修订纳入AI风险管理指引,中国央行对“黑箱决策”的警示,均昭示伦理框架与技术监管并重的治理哲学。作为管理人,我们当秉持纳德拉的警醒:“机器应服务于人类,而非人类服务于机器”,唯有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寻得平衡,方能使AI真正成为破产管理现代化的赋能者而非颠覆者。结语:AI作为“超级助手”可解放管理人于事务性工作,但破产法的终极目标——在债权人利益、社会公益与企业新生间寻找动态平衡——始终是人类的专属疆域。当技术黑箱试图吞噬法律应有的温度时,唯有构建“人类价值主导、技术理性赋能”的治理生态,方能使AI真正成为破产法治现代化的推动者而非颠覆者。未来的破产管理人,必将是左手驾驭数据洪流,右手紧握法律灵魂的“AI指挥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