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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安等:主流媒体大模型应用创新的路径差异与影响机制
发布时间:2026-01-06
 在智能媒体浪潮的影响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语言模型正加速重塑新闻业格局,推动传媒业进行系统性变革。  本期推荐的论文从组织创新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主流媒体在新闻生产、技术服务、组织机制、商业模式与生态赋能等维度应用大模型的实践路径与实质成效,同时进一步梳理了影响主流媒体应用大模型的关键因素,指出其技术采纳过程呈现出政策引导、市场驱动、组织适配与技术内化的动态互动机制,本质是一种政策主导下的市场驱

  在智能媒体浪潮的影响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语言模型正加速重塑新闻业格局,推动传媒业进行系统性变革。

  本期推荐的论文从组织创新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主流媒体在新闻生产、技术服务、组织机制、商业模式与生态赋能等维度应用大模型的实践路径与实质成效,同时进一步梳理了影响主流媒体应用大模型的关键因素,指出其技术采纳过程呈现出政策引导、市场驱动、组织适配与技术内化的动态互动机制,本质是一种政策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型创新。研究进一步梳理了主流媒体在大模型采纳与组织创新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制约,指出突破当前局限需从制度设计、资源整合与组织治理三个层面形成系统回应。

  ●“内容生产型实践”“垂直应用型实践”“生态融合型实践”三种路径反映了主流媒体在大模型技术采纳过程中的差异化路径与功能定位。

  ●在大模型驱动的智能化传播时代,技术成为嵌入媒体组织内部、参与生产实践与决策过程的内生变量。这一范式转变标志着从单向的技术影响逻辑转向关注组织结构、制度文化与技术系统的动态共构关系。

  ●技术的特性决定了媒体创新的可行空间与应用潜能;组织的结构与文化决定了技术能否被有效吸收、整合并转化为生产力;而政策体系与产业生态则为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与资源性支撑。

  ●主流媒体大模型技术的采纳呈现出政策引导、市场驱动、组织适配与技术内化的动态互动机制。在行政指导与政策支持构成的制度框架下,市场需求成为推动技术扩散与组织创新的核心动力,媒体组织则通过结构调整与资源整合实现技术的内在转化。

  面对相同的大模型技术浪潮,不同主流媒体在目标定位、资源配置、组织结构与技术路径等方面展现出各具特色的实践逻辑。不仅反映出主流媒体在技术采纳过程中的多样性选择,也揭示了其技术回应背后的制度逻辑与组织机制。

  本文尝试从组织创新视角出发,以近两年主流媒体应用大模型的典型案例为经验材料,尝试梳理各类路径在新闻生产、技术服务、组织机制、商业变现与生态赋能等价值维度中的表现特征,分析出制约或推动技术采纳的关键变量,同时从组织结构、资源配置、制度适配到技术路径等方面揭示其内在机制。

  研究拟围绕以下核心问题展开:主流媒体在大模型应用过程中形成了哪些主要实践路径?各路径在组织创新与价值创造上有何差异?哪些因素影响媒体对大模型技术的采纳?

  对于媒体组织而言,技术采纳已成为一种持续的互动与协同调整。技术嵌入所带来的流程再造、岗位重组与文化变迁,推动组织从单一的结构适配走向动态的自我更新与功能再平衡。这种变迁呈现典型的组织与技术共同演化的特征,体现大模型时代新闻组织在制度创新、价值创造与生态塑形方面的内在逻辑与演化方向。

  “内容生产型”实践主要面向C端受众,以提升内容的生产效率和传播质量为核心目标,表现为以人机协同为特征的内容智能化转型。此类实践聚焦内容生产链条的技术赋能,通过流程再造与岗位重构,推动新闻机构从传统的人工采编模式迈向智能共创的新阶段。

  “芒果TV”是此类实践的典型代表,其通过技术端与业务端的双向嵌入,使AI逐步融入采编、审校与发布等关键环节,实现了大模型在日常工作流程中的制度化与常态化应用。“芒果TV”自2023年起将大模型嵌入内容策划、脚本撰写、视频剪辑、语音合成等环节,形成AI参与、人机协作、多端分发的生产模式,其核心特征是生产链条的智能化重组。在组织机制上,“芒果创新研究院”整合集团技术资源,推动AI技术与业务部门的深度融合。

  “内容生产型”实践的创新特征具体包括:通过智能化流程重构来实现内容生产规模化与个性化;强化编辑部的组织创新与岗位再造,形成以AI为助手、以编辑为核心的新型劳动分工;在商业层面通过算法优化提升用户黏性和广告转化率。此类实践推动了主流媒体从人工驱动向智能共创的结构性转型,标志着传媒生产逻辑从经验式操作迈向系统化智能协同的新阶段。

  “垂直应用型”实践以行业服务为导向,其核心在于将特定领域长期积累的专业资源与文化资本转化为面向B端机构的知识服务和决策支持。该类型的媒体机构不再局限于新闻内容的生产,而是通过大模型技术实现从信息服务到知识服务的跃迁,推动传媒组织由内容提供者向专业智库与产业赋能者转型。

  “生态构建型”实践以系统整合与平台协同为核心,其核心在于通过大模型构建跨政务、产业与传媒体系的智能中枢,实现从单一内容生产向多层级信息生态的系统整合。与前两类实践相比,生态融合型媒体不再局限于内容或行业服务,而是承担起智能基础设施的角色,推动媒体组织由传播主体向数字生态组织转型。

  “传播大脑”科技公司于2024年推出“传播大模型”,其定位为智能传播操作系统,其核心功能包括舆情研判、内容生成、传播路径分析与公共决策支持等四个方面。在新闻生产上,“传播大模型”系统性嵌入策、采、编、审、发、评、馈的全流程。目前,“传播大模型”已接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媒立方”与浙江省媒体融合“一张网”系统,并向全国媒体、高校与企事业单位输出智能创作与内容管理服务。在组织机制上,“传播大脑”采用集团统筹、研究院主导、媒体协同的治理架构,设立智能传播研究院与数据治理委员会,推动技术研发、内容生产与数据管理的纵向整合与横向协同。在商业模式上,“传播大脑”采取平台化运营路径,构建多主体协同的智能传播生态,不仅通过政务端的公共服务强化媒体的社会功能,还通过商业与产业合作拓展经济价值,实现公共性、商业性与社会性的多维平衡。

  “生态构建型”实践代表了主流媒体大模型应用的高级阶段。其创新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构建开放式智能传播平台,实现媒体、政务与产业的多维联动,推动传播体系从单向输出向共创共享转变;二是以系统思维重塑组织结构,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生态协同机制,使媒体组织成为区域信息枢纽与智能中枢;三是兼顾社会效益、经济收益与战略功能,既强化舆论引导与公共服务能力,也拓展传媒产业化发展的新空间。此类实践标志着传媒组织由单一内容主体向智能生态构建者的战略跃升。

  在大模型驱动的智能传播转型中,主流媒体对大模型技术的应用效果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组织定位、发展战略与资源配置等内部条件,也受到行业生态与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

  大模型技术依赖高强度算力支撑、海量语料供给与严格的安全评测机制,传媒行业对其的应用实质上是技术基础设施的系统升级。对多数主流媒体而言,自建算力中心或独立承担模型训练成本既不经济,也缺乏技术可行性,因此,集团统筹与区域协同成为推动技术落地的关键路径。

  实践表明,通过统一建设、集中调度、资源共享的技术生态模式,可显著提升算力的利用效率并降低成本。例如澎湃新闻“派生万物AI办公算法”的技术基座是与上海瑞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稀宇极智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在资本、技术、产品、市场层面,探索AI在内容生产、舆论生态、传播方式、商业模式等领域创新发展。

  在技术规范与安全评测层面,内容导向与算法可控性成为影响媒体技术采纳意愿的关键变量。大模型在新闻生产中可能引发虚假生成、导向偏差及版权风险,若缺乏统一的安全评测与监管机制,极易造成内容风险外溢。

  技术层面对主流媒体大模型采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源集约化与标准统一化两方面。“技术可供性”降低了技术的应用门槛,“标准协同”确保了内容生产的安全与合规。唯有构建开放、协同、规范的技术生态体系,主流媒体方能在确保导向正确与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充分释放大模型的创新潜能,实现智能传播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组织层面的关键在于技术能否被有效吸收、整合并形成制度化能力。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技术习得性”与“应用效能感”两个维度。二者的协同作用使大模型技术从外部创新资源转化为内部生产力,推动主流媒体在大模型时代完成由工具使用者向智能共创者的结构性转型。

  第一,“技术习得性”决定了组织在面对新技术时的吸收与整合能力,即新旧技术的耦合程度与流程适配性。大模型的引入往往意味着生产流程的重塑与岗位职责的再定义,只有当组织具备足够的技术理解力与灵活的操作体系时,才能实现技术的深度应用。如果新技术能够顺利融入采编系统、内容管理平台,并契合记者与编辑的工作习惯,其采纳阻力便会显著降低。

  第二,“应用效能感”影响着组织的技术采纳意愿与持续动力。当大模型的应用能够带来可量化的绩效提升时,组织对技术的信任度与投入意愿将显著增强。在引入“AIStudio”后,“芒果TV”部分综艺节目的制作周期缩短约40%,视频包装成本降低30%以上,生产效率与内容创新能力同步提升。这些显性的绩效回报强化了组织内部对大模型的认同感与依赖度,使技术采纳从外部创新转向内部驱动。反之,若缺乏明确的绩效评估与回馈机制,媒体机构往往陷入形式化采纳的困境,导致资源投入与技术收益脱节。

  环境层面的政策导向与资源整合能力构成了主流媒体采纳大模型技术的重要外部支撑。影响机制体现为政策引导、区域特色资源整合与产业协同三者的动态互动。政策提供制度性方向,区域资源塑造差异化优势,产业协同构建价值延展通路。这一外部环境的完善,使大模型的应用实践能够超越单一机构逻辑,嵌入区域治理与产业发展结构之中,从而实现从媒体智能化到区域智能生态化的跃升。

  首先,“政策引导”为主流媒体大模型的应用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方向指引。近年来,国家及地方政府密集出台人工智能发展与媒体深度融合政策,为主流媒体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支撑与发展空间。以“传播大脑”为例,其所在地的省政府在顶层设计上明确提出“三端合一”“全省一张网”的总体布局,市级政府则在资源配置上给予重点保障。政策与资源投入共同构建了技术采纳的支撑体系,显著提升了主流媒体大模型应用的可行性与持续性。

  其次,“区域特色资源”体现了环境层面对大模型应用的差异化效应。不同地区基于自身的文化禀赋与产业结构,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技术采纳路径。山东数字文化集团构建的“孔子数智大模型”即以当地的儒家思想典籍与地方文化资源为核心,融合文旅、教育与出版产业,推动传统文化的智能化转译与产业化转化。区域文化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语料与应用场景,展现出地方文化产业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的协同优势。

  第三,区域产业链的协同创新为大模型的生态落地提供了持续动力。四川观察智媒科技有限公司的建设实践充分体现了媒体、政务与产业的共生关系。该公司依托四川广播电视台的资源与品牌优势,联合地方政务、文旅及企业主体,在内容端聚焦智能写作与审核,在产业端拓展政策解读、文旅推广与品牌传播,以此推动大模型技术嵌入区域产业链,实现传媒功能与区域经济的双向赋能。

  主流媒体在大模型采纳与组织创新过程中可能仍存在多重制约与瓶颈。其一,技术研发能力薄弱,导致多数主流媒体在模型构建、算法优化与算力配置方面高度依赖外部合作,难以形成自主可控的创新体系。其二,技术应用层次偏低,组织创新仍停留在局部流程改进层面。大模型尚未深入渗透至选题策划、舆论引导与决策分析等更高层面的认知性任务,未能充分释放技术潜能。其三,商业化路径相对受限。内容生产型媒体难以将技术转化为独立产品,垂直赋能型媒体虽能通过行业定制服务获得收益,但商业规模与复制性不足,而生态构建型项目投入巨大,短期内回报有限。其四,数据治理与安全机制尚不完善。语料标准化、跨域数据共享、内容合规监管等问题仍制约大模型的稳定运行。

  上述“困境”表明,主流媒体在推动技术采纳的过程中,已从“是否使用”转向“如何吸收”与“能否整合”的阶段性难题。当前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的先进性,而在于组织能否建立起支持创新扩散的制度与文化,使技术嵌入真正转化为组织能力与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要突破这一局限,未来主流媒体可能需要在制度设计、资源整合与组织治理三方面必赢国际437官方形成系统回应。首先,应强化顶层规划与政策保障,构建公共性与创新性并重的制度环境。同时,应完善内容安全与算法合规标准,形成兼顾导向正确与创新灵活的行业规范,以制度化手段提升媒体对技术创新的信任与预期。其次,应强化媒体组织的吸收与学习能力,使技术创新由外部输入转变为内部生长。再次,应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与产业生态的协同作用,推动大模型应用从媒体内部走向更广泛的社会场景。不同地区可依据产业结构与文化禀赋形成差异化的创新路径。最后,应构建科学的评估与反馈体系,使技术创新在媒体组织内部形成可持续循环。

  张志安: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廖翔(通讯作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本文为原论文节选版,内容有删改和编辑,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5年第12期,注释从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